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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望孕育着希望:建设发展新中国的民航事业[图]

2007-10-11 中国民航出版社 林明华 阅读:

  图: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陈列的周恩来曾经坐过的飞机

  到1948年末,中航已拥有运输飞机60架,员工4808名,其中正副驾驶员134人,随机报务员59人;共有国内外航线27条,连接38个城市,航线总长45868公里,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,在当时的远东和世界范围内都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。

  当时,央航已拥有运输飞机42架,员工2764人,包括正副驾驶员72人,随机报务员27人;共有国内外航线18条,连接24个城市,航线总长33550公里,成为在国内与中航并驾齐驱,在亚洲亦具有较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。

  1948年9月以后,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,溃退西南一隅作困兽悲鸣挣扎。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陆续迁离。其中,央航先迁广州、再迁香港;中航主力南迁香港,一部分迁到台南。随着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相继解放,两航航线急剧萎缩,通航地点合计仅有26个,年运输量同比下降60% ,并且每况愈下。当此时也,国民党政权垂死攥命,强令两航全盘殉葬台湾;港英当局视本土航空公司,尤其是运输业务量仍居通航香港地区14家航空公司之首的中航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欲置于死地而后快。

  回溯历史,两航合营时技术和业务两大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人手里,尽管股权份额都大(中方股份,中航占55%,欧亚航空公司占三分之二),断无独立自主可言。

  刘敬宜接掌中航时,力争强化中方对公司的领导权,争取中方技术业务人员与美方人员同等培训,争取中美双方飞行人员同工同酬等,得到中方员工的拥护,即为明证。即使国营后的央航,仍然是官僚资本控制和帝国主义觊觎的航空运输机构。

  遑视窘状,两航迁往台湾,无航线、无经营业务,无异于命运的自我了断终结。

  然而,绝望孕育着希望。

  希望就在于从祖辈、父辈开始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痛苦的两航员工,是一代不愿当亡国奴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人们;

 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中仍有不少参加抗日作战、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(“驼峰空运”)的幸存者,他们有资格续写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;

 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唾弃腐败的国民政府,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中断定国民党政权的覆沉指日可待,不甘心坐而待毙;

  希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祖国人民,召唤两航员工归来施展抱负(据不完全统计,1949年上半年之前,先后在两航参加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43人),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民航。

  时代潮流与人心所向融汇,两航员工在山重水覆疑无路中,走向了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  原中航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张迺荣回忆道: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曾对我说,我们起义是在走投无路、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起义的,而你们两航起义是自由的选择。

  当时我们两航起义人员有两点是毫不动摇的。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。因为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,中国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,而两航的命运也只能寄托在新中国上。二是强烈的事业心。我们非常希望把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份财产保留下来,大家凝聚在一起,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。

  国民党把两航当作内战的工具,排斥、限制它的发展,所以两航要发展,就一定要回到大陆来发展。

  从两航起义决策、部署,到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,中航刘敬宜、央航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当日率两航12架飞机冒险飞回祖国怀抱,这整个过程

  周恩来始终关心,运筹帷幄。

  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道:

  周总理思维缜密,从情况分析、人员选派、斗争策略、组织安排到行动步骤,他都一一过问,检查落实。他不仅抓重大问题的决策,而且关注许多具体工作的安排。当时,每天晚上不论多晚,总理都要求我汇报两航起义进展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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